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辨析与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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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难题和严峻挑战。自然—人—社会的链条不断发生缺损,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失衡、紧张甚至冲突。如何走出“物质时代”的困境?人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寻求途径。

中国发展到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的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因此还处于“短缺”状态。但精神生活的“短缺”与物质生活的短缺不同,不可能仅仅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克服。文化需要的满足方式全然不同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试图以后者代替前者必然导致需要的异化。需要的异化乃至欲望的病态化,是主体化资本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只有以需要经济学代替“偏好”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为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的“全面提升”紧密相连,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思想的中国话语读解。

通过研究恩格斯两种文明时代起点观的一致性和发展性,不仅有助于澄清学界关于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的诸多流行观点,还对我们科学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而把握其本真精神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一、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其认识困惑许多学者在对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解读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的问题上曾有过两种不同表述,从而使我们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二、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条件的认识深化为什么恩格斯会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先后作出文明时代始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始于奴隶社会的两种不同表述呢?

导致“物质时代”困境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走出困境与危机也必然需要多种途径。但经济第一、物质至上、单纯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物质主义”的膨胀,是造成当下人类文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人类要转向的“新文明”,应该是由“物本位”向“人本位”的转换,其具体内容是由满足“物质需求”到满足“精神需求”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由“物质时代”向“精神时代”转换。这一转换的内容和要求,决定了作为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现实力量——文化生产力,必然在这次文明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文明转化的一种直接现实力量。

经济;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需要;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理论创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阐释强调了“美好生活”中文明的价值和意蕴。“美好生活”所包括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就是“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根本上以两个“全面”为目标:一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的“全面提升”紧密相连,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思想的中国话语读解。

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生产关系;马克思;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矛盾;傅立叶;阶级;表述

文化生产力是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是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现实力量。作为经济与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生产力具有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的双重特征,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它具有一切生产力所具有的客观性,但其本质特征是精神性或意识形态性。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价值或终极价值,在于创造和生产丰富而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文化生产力是一种通过物质力量来释放和发挥精神力量的一种生产力形态。当然,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生产才能真正做到生产健康的精神食粮,在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的文化品位、塑造人的灵魂。

摘要: 中国发展到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的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因此还处于“短缺”状态。但精神生活的“短缺”与物质生活的短缺不同,不可能仅仅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克服。文化需要的满足方式全然不同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试图以后者代替前者必然导致需要的异化。需要的异化乃至欲望的病态化,是主体化资本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只有以需要经济学代替“偏好”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为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了两个“全面性”思想,即“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他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也是他所理解的“美好生活”的意境。

摘要:关于恩格斯的文明时代起点观问题,我国学界始终存在着争议。实际上,恩格斯本人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做出了两种不同的表述,起初指出文明时代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又将文明时代起点定位于奴隶社会。这无疑对我们理解文明时代起点问题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困惑。其实,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恩格斯的上述两种表述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恩格斯之所以做出文明时代起点的不同表述,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条件认识的深化有关。通过研究恩格斯两种文明时代起点观的一致性和发展性,不仅有助于澄清学界关于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的诸多流行观点,还对我们科学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而把握其本真精神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来理解,人类文明的内核应是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生存状态。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优化与人的发展状态提升。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质,是人类自身如何摆脱初始的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并不断推动文明向更高层次演化的过程。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二分法”出发,可以把人类文明理解为“物质时代”和“精神时代”。“物质时代”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史前时期”,迄今为止人类依然处于“物质时代”。真正的“精神时代”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一时代离我们还比较遥远,但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向它的迈进。“物质时代”是以物质生产力为主的时代,是一个以物为本的时代,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谋求是压倒一切的活动。“精神时代”则是以追求精神充实、情感体验、自由个性的时代。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将告别物质的绝对匮乏,摆脱“物质的纠缠”,超越“物的困扰”,人类一切生产活动都将充满人文关怀,人的生存方式将呈现出“生产性”和“生活性”高度结合的特点,将由“生存”转为“优存”,由“谋生”走向“乐生”。真正的“精神时代”就是共产主义,是奠定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和基础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生活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无须以强制劳动为代价获取,人便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

关键词:经济/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需要/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理论创新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了科学论证。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它必然把财富、交换价值的生产,从而把对现有物质基础的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当作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同时,这一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必然产生内在的难以克服的限制,因为“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异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得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他认为,“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限制”表明,资本的本质规定“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绝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相反,它的必然性深深地蕴藏在现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之中。

关键词:恩格斯;文明;文明时代起点

当代人类在反思人类生存困境及其根源时,更多地注重哲学观念或思维方式指导上的失误(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科学技术发展的片面性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等,却忽视了导致人类困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人类实践活动自身的问题。文化生产力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危机与困惑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途径。这看似一种偶然与巧合,而实则人类文明发展之必然。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产生阶级对抗的同时也创造了解决对抗的条件时曾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作者简介:马拥军,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对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全面性的内涵作了新的探讨。针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人的异化现状,马克思指出,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生产是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的物质要素,因而“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个性在生产上的全面性,表现为人在劳动中已形成严格的纪律和普遍的勤劳,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代人从事的劳动,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不断发展和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个性在消费上的全面性,表现为由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的享用、天赋和才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总之,“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对个性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面性”的论述,极大地拓展了“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现实的境界。

文明时代始于何时?其判断依据是什么?学界通常把这类问题称之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明影响世界秩序的观点广泛认同,以及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的迫切需要,文明也日益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文明理论研究基石的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也引起多学科视阈的关注。其中,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一些重要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虽然同是对恩格斯的文明时代起点观进行解读阐释,不同学者的论述也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前,廓清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本真语境,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进步,无疑具有十分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文明的转化不能自然而然实现,而是需要诸多条件作为保障。其基本条件可以归结为物质条件、主体条件、制度条件。一是物质条件。社会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是最基本的条件。虽然“物质主义”导致了人类的困境,但我们从不否认物质生产对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列宁强调“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二是主体条件。新文明的实现,既是人们通过社会生产自觉干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内在精神素质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生产和消费都是由人类进行的,人是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自身的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对于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塑造文明的文化生产主体与文化消费主体,使文化生产力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成为人类新文明转换的主体保障。三是制度条件。对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因素的分析,可以避免那种离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抽象研究文化生产力的偏颇。对文明转换的考察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事实已经证明,即使具备了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这一基础条件,人类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走出自身面临的困境。因此,要实现文明的转化,还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先进制度。社会主义通过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为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人类走向新文明开辟了广阔道路。

人类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类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需要凸显的时期。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需要未能转化为理论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诞生到今天,人类走了过多的弯路。在一个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的时代,单凭感觉是不能把握真理的。理论思维必须超越感觉的局限性,把现象层面的常识上升为本质层面的科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借鉴。

个性在生产上和消费上的全面性集中反映了个人生产力的全面性;而个人生产力的全面性,又为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马克思提到的“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主要是指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狭隘界限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者具有的高度科学、文明的生产能力。一旦人在劳动过程中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代人从事的劳动,劳动者就不再是劳动过程的直接当事人;而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并以这一过程为媒介而支配着无机自然界。马克思强调,“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社会个人的发展,即个人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人的异化和人的片面性发展的根源。

一、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其认识困惑

(李春华,作者为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文化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跃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对直接劳动者来说却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科学知识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之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资本在驱使劳动过程中物的因素的科学化的同时,也湮灭了劳动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科学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相反,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在劳动过程中物的因素的科学化的过程更是高扬了劳动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科学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和目标的。这时,劳动主体从事的是一种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社会性”也具有“科学性”的劳动。这就是说,“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客体中存在的“自然力”,也完全服从于劳动主体的结合的“社会智力”。

许多学者在对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解读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的问题上曾有过两种不同表述,从而使我们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开始,就大胆地摆脱理论思维,凭感觉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在他看来,马克思属于“古典”时代,那时候“语言学与物质生产中的价值机制有完整的对应关系”,价值的结构维度和参照维度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1]3-4。鲍德里亚大声宣布:“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乡情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1]6

“美好生活”是以“自由时间”的发展为基础和特征的。自由时间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在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的意境中,“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在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中,自由时间的创造和自由时间的支配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自由时间的创造,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从而“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只有在这时,增加的自由时间才能真正地成为个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全面的发展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又能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进而推动自由时间的进一步创造和发展。

一是,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反杜林论》为文本依据,认为恩格斯肯定了“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傅立叶语境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1

鲍德里亚错了。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把他的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当然知道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同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甚了了,误以为马克思缺乏对“消费社会”的把握,因而陷入了“生产范式”。这错得太离谱了。不要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早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段,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异化的需要”和“病态的欲望”,对于异化、物化和幻化的现象作了旗帜鲜明的理论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关系出发,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市场基础。鲍德里亚完全不理解这一切,难怪他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混为一谈。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结论部分,鲍德里亚明明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却又顽固地认定“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鲍德里亚错了,完全错了。这种指责用在弗洛伊德身上恰如其分,用在马克思身上却只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曲解、至少是误解。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方式”这一“初级过程”变成“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1]321,相反,他明确地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的制约称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原则[2]591-592,认为“人类社会”必将超越这一原则。

马克思把自由时间的创造看作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全面提升的内涵。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时间的产生,是人类摆脱自身的动物性生存的一个巨大飞跃;自由时间的创造,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文明“全面提升”的过程。

二是,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作为三大奴隶形式存在于“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这一论断,2进而认为,奴隶社会作为一般性意义上文明时代的第一阶段,因而也就是文明时代的起始节点。这种观点,由于正好与学界早已流行的“文字标志说”、“国家标志说”相互印证,现在已经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回光返照。他所说的与象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死亡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死亡。如火凤凰涅槃一般,从它的灰烬中将产生出崭新的“人类社会”: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确实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的新现象,但他早年通过哲学批判,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通过对过剩经济的分析预测到了这一切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握资本本质的自我否定,并用本质的自我否定说明新现象的产生机制,而不是为新的现象所迷惑,导致本质、现象不分,更不是让新的现象遮蔽旧本质的自我否定。只有通过对资本本质之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难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

那么,从1878年至1884年仅仅六年间,为什么恩格斯对于文明时代起点的认识,发生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巨大转变呢?恩格斯的这一认识发展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的确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也许有人会质疑,是不是经典作家的理论依据出现了显著变化,进而导致两种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前后矛盾。甚或有人会怀疑历史上是否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恩格斯,即作为革命家的恩格斯和作为人类学家的恩格斯。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剩经济的分析

作者简介

笔者认为,在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确实客观存在着两种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表述,恩格斯先是认为文明时代始于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又把奴隶制社会作为文明时代的起点。这两种表述在恩格斯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中均有所体现。一是,在1878年首次出版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引用并高度赞赏傅立叶对于人类社会进行“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的划分,对此观点,恩格斯作出了独创性的进一步发展,指出傅立叶所说的文明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3仅隔两年以后,恩格斯于1880年首次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又对“文明”阶段作出了补充,“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4在这里,文明时代起点被定位在了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在1884年首次出版的、主要根据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而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作为三大奴隶形式,存在于“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5从而将文明时代起点定位于奴隶社会。

鲍德里亚对“生产”的理解仍然过于狭隘。虽然他意识到,生产不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是资本的生产、阶级关系的生产,就此而言要超过许多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鲍德里亚对“生产之镜”的批判表明,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不限于现存制度自身的再生产,而且包括现存制度自身的否定方面的生产,包括“社会”本身的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592

姓名:顾海良 工作单位:

对此,有人可能质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作出的文明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论断是否仅是引述傅立叶的话,而非恩格斯自己的观点,进而只认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的那种表述。对此,笔者认为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这就是,对于傅立叶作出的“乐园、蒙昧、宗法、野蛮、文明”6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恩格斯作了新的历史排序,即“蒙昧、野蛮、宗法、文明”的序列。这一变化表明了,傅立叶与恩格斯对于文明时代起点的认识分歧。傅立叶认为文明时代仅指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以后“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7的历史,然而,1884年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是指,涵盖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开启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具有内在的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通过生产方式内部的两个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辩证法表现出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这段话,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达自己限度后的结果:“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37

笔者认为,要澄清对该问题的诸种疑惑,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发展历程,辩证看待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这或许能为我们解答这一困惑提供一个思路,进而为我们准确把握恩格斯的文明时代起点观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这段经典论述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视为由“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建构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单纯从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的,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消费不足”还是“生产过剩”的争论,恰恰都只是从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角度着眼的。第二,当时所发生的商业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危机,因此,只有消除这种所有制关系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才能根除危机,否则,危机就只能以不断扩展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第三,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的瘟疫”,因此同历史上由生活资料或个人消费品不足所导致的“短缺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不可能采取传统的“扩大生产”的方法来克服危机。

二、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条件的认识深化

从这三层意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生产过剩,表面上看是产品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过剩,实质上却是生产力相对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说的过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扬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作为两者基础的所有制关系。

为什么恩格斯会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先后作出文明时代始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始于奴隶社会的两种不同表述呢?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思考和研究理论问题是为了寻找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道路。实际上,恩格斯对于文明时代起点表述的先后变化,与这一价值语境密切相关。通过深入相关文本,笔者认为恩格斯关注和研究文明时代的核心目的在于探求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条件和途径。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不发达国家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新的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落后国家可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通往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条件是否仅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变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条件进行了新的反思和研究,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演变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共产主义运动条件认识发展的结果。

那么,这种要求由谁去完成呢?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38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无产者将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从自发的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并把自身的内在要求对象化,创造出一个建立在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新型社会。

首先,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是他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生产关系条件认识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两个基本维度。恩格斯既一以贯之地坚持发达生产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生产关系条件进行了发展。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考察原始社会分工、家庭、氏族的演变,发现《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商品、私有制、普遍交往、阶级矛盾等资本主义文明基本特征,早在私有制形成和史前社会瓦解之后的人类文明社会初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8,从而,使文明时代从资本主义提前到奴隶制社会,这一认识的发展实质上实现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生产关系条件的认识发展,即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一切阶级对立关系的认识飞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对过剩经济的本质和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它的阶级地位即“过剩劳动”决定的:“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3]这样一来,机器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职能的正常前提的剥夺;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值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73-774

其次,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也是他对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认识发展的结果。基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9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生产方式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矛盾,“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10换言之,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是恶性循环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物质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结果。

因此,过剩经济经历了从产品过剩到资本过剩、再到劳动力过剩的过程。但是劳动力的过剩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结论就是这样得来的。然而,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书并没有得到执行。相反,资本主义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似乎过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则进一步发现了除了物质生产力和物质资料生产关系之外的人的自身生产和血缘关系,从而完整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种基本类型。恩格斯在考察原始社会家庭史的过程中发现,随着以生理的自然分工为主演变为以社会分工为主,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家庭形式逐渐被以经济关系为重要基础的专偶制家庭所取代,家庭的功能从以人自身生产为主逐渐发展成为专偶制家庭中以物质生产功能为主。11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文明时代基础和首要标志的阶级,是人自身生产、物质生产与血缘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矛盾逐渐激化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从而,恩格斯通过两种生产的理论发展,完整地揭示了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决定作用。包含着两种生产在内的生产力与血缘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既是阶级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消灭阶级的社会基础。

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全世界还只有英国达到“过剩经济”阶段。当时的过剩还只是过剩经济的早期形式,当时的经济危机也只相当于后来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发现,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预期不符,因此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理想模型的,因此当经济危机越出英国,表现出新的特点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暂缓《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从而推迟了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

再次,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的科学认识发展路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矛盾的剖析,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结论,那么,恩格斯则通过对原始社会走向文明时代的历史实证研究,也同样得出了阶级必然灭亡和“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将会“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的结论。这样一来,通过完成从资本主义“人体”到整个人类社会“猴体”的解剖,进一步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和胜利的科学真理性,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和胜利的科学预言具有了历史的一般性、必然性。这一重大思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意义在于,明确了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而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上的规律普遍性与实践特殊性的统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寓于各国的特殊实践过程之中。同时也揭示了,虽然共产主义革命的次序可以颠倒和超越,但是作为人类历史物质性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逾越。所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为不发达的、具有原始公社性质的国家,不可能不经过促使原始公社解体的革命第一幕,而直接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五幕开始。但是,在私有制、阶级对立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地区则可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五幕。不过,即使革命胜利了也必须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因为经济社会为基础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

可以看出,恩格斯最终将文明时代的起点定位在了奴隶社会。这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和思想家本人思想成熟的共同结果。

三、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具有高度的思想一致性

如前所述,虽然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上先后作出过两种貌似不同的具体表述,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表述具有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这就是,都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考察文明时代的起点,从而得出结论为,文明时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之后的历史性产物。

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谈到过剩是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而这种过剩则是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商品交换广泛展开所导致的。恩格斯对此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他说,在中世纪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之中,“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13,这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商品生产造成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相对过剩,总之,“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要素,都过剩了”14。与之相类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的实证性研究发现,在不断分化的分工和田野农业促进下,人们生产的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于是他们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活资料去交换其他物品,逐渐地“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15,从而商品生产出现,商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货币财富迅速地积聚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于是,以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尖锐化的对立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便开始了。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问题先后作出的两种具体表述都把商品生产作为文明时代产生的根本推动力量。

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提到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都解体了,劳动者从拥有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忧心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这样一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生产关系“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16与之相类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研究原始社会的家庭形式的变迁发现,在专偶制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后,各个家庭之间开始出现“财产差别”,并受获取比邻人更多财富的贪欲所驱使,“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17从而,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问题的两种具体表述都把私有财产制作为文明时代产生的重要标志。

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鲜明地指出“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18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尽享权利的阶级和尽履义务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文明时代至今的历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与之相类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发现,随着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专偶制家庭取代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强,女性被男性奴役的程度也不断加深,这意味着,奴役制的萌芽在专偶制家庭中首先出现了。“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19在这里,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上先后作出的两种具体表述,都认为阶级对立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可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的资产阶级社会文明时代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出的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的论断,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到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那时,商品生产、私有财产制、阶级对立的出现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四、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研究的当代启示

通过考察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其思想发展,给我们揭示了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的重大结论,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研究、正确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文明时代是社会历史性的范畴,它与体现某一或某些要素的文明范畴有着质的区别。由于文字、城市、金属工具等文明要素的出现,在文明时代之前的野蛮时代便开启了人类文明史的历程。而文明时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下,则被赋予了人类解放的价值意蕴。阶级性是文明时代的本质属性,不过“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所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20随着对商品生产、私有财产制、阶级对立的历史扬弃,不平等的顶点必将被权利的平等所取代,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必然到来。

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新质文明取代奴役性质的阶级社会文明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个趋势的最终实现和完成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甚至曲折的过程。此外,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指向社会主义文明,这是从人类社会整体根本性进步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不能简单地套入某一特定的国家的具体道路。不过,人类文明整体进步道路的一般性又要通过各国具体文明进步道路而表现出来,既可能经过资本主义文明过渡到社会主义文明,也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文明过渡到社会主义文明,因此文明的进步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此外,考察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发展原因,对于我们以全面、发展的态度去研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也具有两点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首先,防止脱离具体的文本语境,静止地把某一观点当作一般性结论。长久以来,去语境化引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通过研究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其内涵和语境有较大差异,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这对我们的启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一具体观点时,必须联系其具体的写作目的及文本语境,特别要关注思想的递进、研究角度的转变和逻辑的发展过程,切不可断章取义,更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当作是预设的科学真理,甚至法典化,从而将经典文本狭隘地用于解释和泛泛地佐证某一并不准确的观点。

其次,防止脱离历史生成的视野,孤立地看待某一观点。长久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版本学考证研究,过于注重从学理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和完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抽象的哲学,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根本特征。通过对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知道,文明时代的内涵演进与时代背景尤其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将文明时代起点的逻辑演进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方法论上就可能犯类似于西方哲学那种单纯进行理论推演和完善的唯理论错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所致力批判的对象。这对我们的进一步启示是,必须按照历史生成的方法来考察理论逻辑的演变,确立和坚持历史在逻辑建构过程中的首要的决定性作用。

再次,防止脱离思想的一致性,片面地看待某一思想的发展性。时下,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早年与晚年、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是对立的。通过研究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历程,笔者发现,两种表述都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这是它们内在一致性的根本所在。至于先后出现的两种不同表述,则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的实践目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讲法,思想上的根本一致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进行研究时,要克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而要始终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入手,来考察某一具体思想发展的脉络,才可能得出该思想的本真意蕴。

The Engels’s Two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Abstract: In academic circles, there are various opinions on Engles’s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Engels made two different formulations during his lifetime. The one is the capitalism society, then the next is the salve society. In fact, from the angle of contradic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there is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bove formulations. The reason of Engels’s thought developing is that he deepened the cognition to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Studying the developing thought of Engels will help us to distinguish the varied epidemic opinions. Besides, it can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rom methodology angle.

Key words: Engels; civilizati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注 释:

139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第276页,第284页,第287—290页。

24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第532页,第195页,第196页。

6傅立叶:《傅立叶选集》,汪耀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52页。

7傅立叶:《傅立叶选集》,赵俊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31416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第293页,第279页,第276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第557页,第730页,第532页。

151719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3—184页,第183页,第38页,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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