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高闯教授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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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下午,应商学院邀请,首都经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戚聿东教授在我校东区思政平台作了一场题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垄断行业国企改革的目标和路径”的讲座。商学院的相关专业教师和部分本科生聆听了报告。

本网讯:近日,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家改革全面性发展,国家政府相关部门主要从国有经济规模偏大,涉足面偏广,企业泛行政化,国有独资公司居多等多方面解决阻碍国家快速发展要素,具体内容如下:

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2018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出席仪式致辞,并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共同揭牌,“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第一家以国企改革、企业个体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研机构。

12月22日下午,应商学院邀请,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高闯教授在我校东区C楼马列平台作了一场题为“国企改革的两种逻辑”的学术报告,商学院党政领导及骨干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等300余人听取了此次报告。报告会由商学院院长任太增教授主持。

戚聿东以“供给侧改革下的垄断行业国企改革”为主题,围绕垄断行业国企改革的中心问题,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任务、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改革应该选择正确的路径四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他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效率,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公平式和包容式发展道路,并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提出“竞争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的观点,主张坚持收缩国有经济总体规模,发挥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国有企业进行去行政化、独资化、独享化、独治化和刚性化的改革。最后,戚聿东针对国企改革提出自己的路径设想,他认为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走一条由去行政化到运行模式改革,从竞争模式改革到充分放开,最后全面放松监管的正确道路。

在改革驶入“深水区”、进入“持久攻坚战”阶段,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国有经济规模偏大,涉足面偏广,企业泛行政化,国有独资公司居多,公司治理不尽规范,高管腐败仍存,行政垄断较为严重,内部管理制度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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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上,高闯教授以“国企改革的两种逻辑”为主题,分别从“国企的分类”、“国企为什么会存在以及是否应该存在”、“国企的改革路径”、“国企改革的难题及破解办法”等四个方面展开叙述。高闯教授在罗列了以往国企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奥尔森的思想实验、冯玉祥的率军围剿土匪的案例,由国家的起源引发出国企的来源,生动的把自己对企业的分类方法介绍给了大家,并论证了国企为什么会存在以及是否应该存在。并将国企分为国家性公益企业、社会性公益企业以及商业性企业三类。他从国企改革路径中的“欲望理论”、“法律与事实上所有权不对称理论”以及“风险偏好理论”对国家性企业的行政化改革进行介绍。在国企改革的难题和破解问题上,高闯教授将国企改革方向绘制成路线图,指出国家公益性企业要加强行政化,没有必要混和所有制改革,对商业性国有企业逐渐退出垄断或与民营经济进行充分竞争等独到见解引发与会观众师生的共鸣。

(商学院 王亚鑫 史成荫)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下,按照改革的问题导向,解决上述问题无疑构成了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

本次论坛以“新时代的国企改革与发展”为主题,邀请了最具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业界领袖和权威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国企改革发展的新问题和新对策。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巡视员尹义省,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和君集团董事长、和君商学院院长王明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中国华能集团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丁益,华润集团办公厅副主任、华润5M研究院副院长朱虹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MBA中心主任周禹参加论坛。周禹担任论坛主题演讲部分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担任对话环节主持人。

本次报告会中,高闯教授的精彩讲解让同学们更加深刻的了解本专业知识及在行业中的发展,也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去发现优秀的研究者们是如何运用知识以及他们独特的研究视角看待经济问题,同学们受益匪浅。

近40年来,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效显著,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功不可没。然而,当改革驶入“深水区”、进入“持久攻坚战”阶段,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国有经济规模偏大,涉足面偏广,企业泛行政化,国有独资公司居多,公司治理不尽规范,高管腐败仍存,行政垄断较为严重,内部管理制度僵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下,按照改革的问题导向,解决上述问题无疑构成了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

吴晓球以国企研究应坚持从实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为题做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很多的案例,参与了很多实践,不仅仅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案例到案例,而是从实践到案例,再从案例到实践。

(商学院 宋树伟 张紫薇)

收缩国有经济总体规模和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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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6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31.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4.7万亿元,2016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45.9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3万亿元。从产业结构上看,国有企业不仅完全主导了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基础设施、城市公用事业,而且遍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各个具体行业。从主营业务看,70%多的国有企业属于竞争性行业(商业类),真正分布于基础性行业(公益类)的国有企业不足30%。就工业而言,国有企业遍及工业类全部行业。国有企业产业结构显然过于宽泛。

他提出,中国最难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受到的硬约束条件有很多,“自由飞翔是找不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之路的”。国企改革需要大智慧,这样才可以找到一个既能够符合趋势,又能够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模式和方案。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率不断下降,这正是强化国有经济战略性退出一般性产业的契机。既然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国有企业应该专注于公益类,商业类中的大部分国有企业,除了特殊功能类、战略类、新兴产业类等行业领域保持国有资本外,其他大部分行业的国有资本都应该按照重要性原则有秩序地收缩乃至退出。

尹义省做题为国企改革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演讲。他指出,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有企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功勋卓著、功不可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贯彻落实国企改革“1 N”系列文件,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勇于涉险滩,勇于啃”硬骨头”,坚决破除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国有企业不仅遍布国民经济各行各业,而且遍布大中小微各种规模。根据2013年的统计资料,全部国有企业数量中,大型企业占5.8%,中型企业占18.1%,小微企业占76%,有悖国有资本“抓大放小”原则。因此,国有企业应该专注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实在没有必要实行国有制,应该逐步收缩甚至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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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他认为,一是分类改革扎实推进;二是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逐渐形成;四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五是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六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把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管理体制;二是推动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市场化经营机制;三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五是落实全面管党治党责任,筑牢“根”与“魂”。

国有企业按照政府序列的行政级别,分为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和县属企业四级,所有国有企业都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从正部级一直到副处级。国有企业泛行政化,引发了多种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现象。国有企业家可以“商而优则仕”,政府官员也可以“仕而优则商”,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成为政府官员晋升过程中的“中转站”,或即将退休政府官员的理想 “归宿点”。

毛基业就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国有企业发表了演讲。他在发言中提出,虽然学习模仿借鉴全球优秀企业的治理模式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不能一味简单的复制照搬西方的模式。这种学习需要真正结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治理模式。

国有企业泛行政化,使得企业间“高管对调”现象成为常态。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企业高管之间是不可能“对调”或“互换”的,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体系中,这种“对调”现象却十分常见。当企业间激烈竞争之时,上级部门可能突然将双方或多方之间的高管进行“对调”。在反垄断法中,这种“对调”无异于深度“人事合谋”,但在行政化的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家服从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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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泛行政化,必然造成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国有企业在土地占有、财政投资与补贴、贷款、资源占有、公司上市、利润分配等方面都享有政策“偏饭”,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身份不平等、实力不相称、竞争不公平、绩效不可比。既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和“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加速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应该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

他认为,业绩优秀的企业都应该有以下共性:第一是超凡的领导力;第二是战略超前、战略领先、战略正确;第三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第四是人才队伍。他认为,国企独特的特征,首先是文化和精神,二是资源优势,三是合理的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四是党管干部和党建,五是制度优势。同时,国企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其实,早在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因此迫切需要按照“国有企业本位论”要求,尽快重启“去行政化”进程。

王明夫做了产融结合视角下的国企转型创新的专题演讲。

整体改制实现母公司层面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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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有企业母公司基本上为国有独资公司,有必要重塑国有企业的产权模式,按照国际经验和绩效导向,在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混合所有制。

王明夫认为国有企业下面拥有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从资本视角看,分为两类资产,一类是可上市资产,一类是不可上市资产。改革是把可上市资产通过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变成上市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供给是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供给,股市或者资本市场就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创新转型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供给。

我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试点,基本上都是在某个子公司或某块业务进行,没有触及到母公司层面。这是时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大软肋。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着眼于国有企业母公司而非子公司层面、着眼于主营业务而非辅业副业、着眼于垄断环节而非竞争环节,为整体改制和整体上市打下坚实的产权基础。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现有母公司(集团公司)的国有独资公司先改制为国家绝对控股公司(国家持股50%以上),再逐步改制为国家相对控股公司。

他认为,国企转型创新的前提是改革。国有企业转型创新的第一条路径是在现有的产业和产品领域,改进竞争优势,增加市场份额;第二条路径是进入新的市场;第三条路径是在产品层面打市场不均衡,在产业运作层面发力,并购、重组、联盟;第四条路径是研发创新。产融互动视角下的国企转型创新,其背后是组织与人的转型创新。持续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产业和市值两条曲线的不离不弃、相生互动、螺旋上升。

关于资本控股不断放大的杠杆作用,列宁曾转引德国经济学家汉斯·吉德翁·海曼的观点指出:“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的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了。”因此,国有相对控股公司作为混合所有制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不意味着国有制性质的改变,仅仅是国有制实现形式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有助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实现国有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傅成玉认为,国企改革最终要体现出制度优势,“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混合而混合,更不是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

规范国有公司治理释放“治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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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独资公司的单一产权关系,导致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化色彩严重的单边治理机制。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地是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市场和企业负责,导致企业行为更多带有“官商”特征。即便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也存在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数量和构成几乎与董事会高度重合、上市公司董事会与其母公司的董事会人员高度重合的不规范现象。

分析“做活国有企业”时,傅成玉强调,国有企业没有坏资产,那些所谓的“坏资产”都是“没有用好的好资产”,“我们要把理念调整过来,垃圾都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国有企业的领导对搞好国有企业有非常充足的信心,没有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只有没用好的国有资产,关键在于找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机制”。

需要深入贯彻公司法,注重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选聘机制,政府也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委托者的职权,不可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直接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上级党委只能直接任命公司的党委书记,至于党委书记作为高管能否当选董事、进而兼任董事长,应该完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上级党委应该充分尊重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合法选择。

同时,傅成玉认为应淡化国有企业这个名称,所有企业都肩负着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最后,他强调要大力培养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为国有企业家松绑。“我们要激励未来”,傅成玉强调。

鉴于现实中的股东大会往往“程序重于内容”和“形式重于实质”,因此需要特别加强董事会对选聘职业经理人及其薪酬事项的决定性作用,使董事会成为公司与政府的有效“隔离带”。2005年以后,国资委进行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建设,即从母公司层面建立董事会,迄今已有87家央企母公司实现了董事会制度,外部董事占多数且有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国有独资公司建立董事会制度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结构的体现,有利于控制“内部人控制”现象。监督层面,1998年以来的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目前已经演变为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制度(即外派监事会),外派监事会1998年设立初衷为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且人数上“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但现在似乎已经常态化了。因此,需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性要求,需要将外派监事会转设为公司内部监事会。

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主题论坛中,聂辉华主持,傅成玉、毛基业、王明夫、丁益、朱虹波、周禹参加讨论。

现阶段,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现象仍存,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引进实力相当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改”,有助于建立多元化民主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释放“治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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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

丁益提出,国有企业拥有的制度优势,拥有的规范文化,拥有的人才资源,拥有的政治资源,都是应当发扬光大的特质。国有企业发展中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程度不高、职业化的程度不高,这三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需要界定好几个重要的关系,包括企业性质和政府性质的关系,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法人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家是领导干部还是企业家的界定。

传统自然垄断行业是国有企业存在的集中领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必要把垄断行业改革作为“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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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即对垄断行业进行竞争化改造。推进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首先尽可能实行“网运分开”,将自然垄断企业中的竞争性业务剥离出去,不断扩大市场竞争的产业范围和容量。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多家综合运营商的有效竞争模式,为技术进步趋势下企业的产业重组和价值链再造留下余地和空间。对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各式行政垄断行为,可运用反垄断法和竞争审查制度加以约束。

朱虹波认为,华润是一家实施混合经营的多元化的企业。实施混合制经营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混合制跟谁混?一定要是不同所有制之间混,国企之间混属于交叉持股,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混,符合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混合制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谁混,谁被混?混合制可以在三个层级来展开,母公司和利润点,再一个就是混合制过程中,如何更好解决内部人员控制问题,这个也是混合制过程中要很关注的,民企内部人员控制是很强的,怎么打破这方面,把母公司的政策贯彻下去也是难点。

深化内部制度改革彻底实现“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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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呈现“刚性化”状态,表现为企业只生不死,员工只进不出,高管只上不下,收入只增不减。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出发,必须实现国有企业从“刚性化”向“柔性化”转变,实现“企业能生能死,高管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四能”状态。

周禹提出,混合所有制本身是一个过渡概念,最后回归企业主体的本质属性,混合就是融合,国企就是“民”企;聚焦混改,今天国有企业改革的分类监管、管资本和混改这三个重点是要相向而行,配套决定的。分类是混改的前提,不同类的混的程度、力度、深度不一样,分类不同,管资本的松驰度、离合度也不一样。分类、混改和管资本这三个要配套推进;国企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放活企业,把治理权还给法律,公司法和资本市场的法律,把经营权和制度权还给企业,把创新权还给国有企业家。

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微型和小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没必要滞留,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逐步有秩序地退出。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依靠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的企业,需要按照破产法进行清算和退出。当然,对职工安置,需要一个妥善的“托底”的社会政策。管理层级过多的国有企业,也应该成为战略性退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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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管理者层面,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提出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要求,逐年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竞聘上岗要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现高管“能上能下”的动态柔性机制。在总结企业高管副职公开招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企业高管一把手公开招聘,要特别注意招聘优秀的外国企业高管和民营企业高管,形成中央企业“董监高”队伍的职业化和多源化。

傅成玉表示,无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者企业在国际和国内的重组兼并,有同业和异业两种区分。在同业之间,无论互相参股还是互相兼并,一般谁是优势企业,谁就控制公司,“决定控制权的一定是企业竞争力,而不是谁的规模大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肩负政治、社会、经济责任的经济组织,只有实现了经济竞争力,才能更好的体现政治和社会责任。

应该打破员工就业的“终身制”,建立择优录取的选人机制,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向企业内外的人员公开宣布岗位空缺、报名条件和招聘计划,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择优录用合格的人员,杜绝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基于绩效考评结果,冗员、不胜任者要淘汰。按照劳动合同法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向前推进,建立真正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劳动合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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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立“能多能少”的薪酬决定机制。薪酬模式设计要市场化,薪酬设计不能再沿用薪酬等级套用行政级别的模式,而是应与具体的工作岗位价值大小及任职者的绩效相联系,而且薪酬水平要和市场接轨。薪酬要与绩效挂钩,在薪酬结构中,绩效薪酬要占有较大的比重。总之,深化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助于为逐步形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做出贡献。

围绕混合所有制,王明夫分享了两点认识: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我们国家的所有法律法规政策都具备了操作条件,没有法律障碍;第二,资本市场是我们国企改革一个非常基础的制度供给。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制度供给,也为我们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一个配套,很好的一个基础支撑。从制度方面上讲,混合所有制目前没太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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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共同主办。多位专家学者就“新时代的国企改革与发展”展开了多方交流和深入探讨,是一次重要的探索与创新,对于推动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贴近中国管理实践,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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