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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作家郑伯权的诗词创作,近年十分活跃,集中体现在他的《一叶楼诗存》以及部分新作中。他坚持数年,潜心创作,特别是以词赋为纽带,推进赣鄱大地诗词唱和与研究,受到诗友们称道。

光明日报:真挚的情怀 激昂的诗心

时间:2018年12月11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王必胜真挚的情怀 激昂的诗心——谈郑伯权的诗词创作  江西作家郑伯权的诗词创作,近年十分活跃,集中体现在他的《一叶楼诗存》以及部分新作中。他坚持数年,潜心创作,特别是以词赋为纽带,推进赣鄱大地诗词唱和与研究,受到诗友们称道。

  在当下文学版图中,诗词似乎是个另类。改革开放四十年,风起云涌,文学跟进追踪,且硕果累累:小说风生水起,散文、纪实文学如山花烂漫,而诗歌与诗词,特别是旧体诗词的创作,略显冷清和静寂。因此,对于那些致力于诗歌,尤其更为冷寂的词赋作家应该多加关注。

  中华文学悠悠长河,诗的灿烂和荣光影响深远。诗是文学的最早样式,也多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由诗及词,自唐以后,蔚为阵势。诗词歌赋,其传统深厚,简洁、精练、雅致、隽永,是其他文学品种不能代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的成就主要是诗词。仅唐诗一例,李杜光芒,郊寒岛瘦,或田园边塞,或律体绝句,留下众多千古名篇,缔结了中华诗词文化的恢宏灿烂。千年以降,诗词之道,众说纷纭。尽管近人关于诗词创作有所谓格律束缚自由,青年不宜学之说,然而泱泱诗国,源远流长,经典传统,启示后人。郑伯权是热情的实践者,他以耄耋高龄,勤奋创作,除了散文、纪实作品外,近年创作的一大批诗词,以近体格律,尤以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为多。

  郑伯权早年从事文学编辑,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现代诗发表。几十年文学实践,他先后有现代长诗、旧体诗,以及赋体等作品问世。近年来热衷于旧体诗创作。诗词的托物比兴,抒胸中块垒,发人生感悟,描绘现实生活,是一种快捷精粹的文学品种。郑伯权的作品不拘题材,或游历访踏,节庆纪念,或应和唱酬,同道共勉,或读书记怀,抒写衷曲等等,他以真挚的情怀、激昂的诗心、整饬的格式,创作了一批旧体古诗。

  鲜明的现实内容,昂扬的生活情致,深挚的人文情怀是郑伯权词作的中心题旨。“中华正气重来续,八表同风天地宽。”“画册翻开新一页,江山好处任人描。”他的数篇游历诗词,捕捉生活奋进的主旋律,描绘社会多彩风景。他登临江山胜迹,感悟时代巨变,从岁月风云中开掘出深挚的人文精神和对当下的启迪。革命纪念地,诸如井冈山、庐山、南湖、台儿庄等,他以诗家情怀,先后造访,怀念祭典的神圣之思,明媚光华的现实之景,缠绕黏合,纸短情深,思绪绵长。在《重访南湖》中,他写道:“楼头风雨消磨尽,洗却尘埃是此湖。”历史风云已成过往,而精神洗礼与心灵膜拜是不变的情怀,这也是他书写红色文化纪念地的“诗眼”。“燎原星火旧山庄,暮色荒茫看井冈。回首来时天外路,一钩新月挂斜阳。”回望中体味与展望,新月如钩,景象与境界共生。新世纪来临,与友人登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北京世纪坛,不忘赋诗述怀:“永忆江湖休落泪,长怀黎庶共襟抱。”过往已矣,来者可追。无论是江湖沉浮,还是底层的劳作,豪迈地奋进,宽大为怀,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郑伯权的诗题,多有古迹史实,或在青史中寻绎诗情,以豪气与正气见长。长城八达岭、白鹿书院、滕王阁、古运河,乌江渡口、曲阜孔庙,以及历史人物,如庄子、李后主、史可法、王阳明等,一一进入诗题。述说史实,钩沉故事,采撷诗意,冶炼情志。史上兴亡事,人世沉浮间,最能生发诗人感怀。“风波亭壁留题处,写到无言始是诗。”幽幽心怀,为岳飞精神气节击节。“一冢衣冠英气在,梅花岁岁奠江流。”为史可法豪气而赞。千年名楼滕王阁的长天秋水,在诗人的笔下:“高阁重枕东流水,春花秋月总相宜。”当然,感事抒怀,唱和题赠,有自省自勉:“宠辱不惊聊自慰,俯仰无愧对亲朋。”岁月无情,友情可追,“旧雨风流云散尽”,然而,他自许“负轭盐车知时晚”“老圃深秋一叶情”。

  诗词创作于今被认为是文人间的雅好,是文学的高难动作,其法度严谨,平仄之外,用典也考验作者功力。郑诗中用典也多,增加感染力也增大文本的内涵。他用典力求活化轻盈,朗朗上口,情致飘逸。有些句子的意蕴可找出典籍所本,但又在似与不似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之妙。比如,写京城“香山双清别墅”的句子:“政息楼空人去后,满山松子落秋声。”写南昌新貌:“吴头楚尾今胜昔,尧日舜天总不如。”读来意蕴不俗。郑伯权的诗风因题旨所致,多为沉雄厚实,“书生意气未能忘,感事伤时觉夜长”。但不乏清新机趣,沉郁峻切中见轻松。如写长城的句子,沉雄之中不乏生动:“塞草似应怜白骨,牧童拾得断头枪。”

  郑伯权诸多与诗友唱和之作,最感动人的是对素昧平生的蔡起兴的和诗、悼亡诗,并八方奔走,自费为故人出版诗集。蔡起兴早慧,十一岁就能诗,早年参加抗日战争,后投笔从戎,一生坎坷遭逢不公,仍坚持写作,晚年致力于新江西诗派研究。他有着坚定的理想和诗人情怀,传承自陶渊明以来江西诗派的文化精神。郑伯权从这个异乡人的身上受到鼓舞,自蔡起兴诗作出版始,致力于江西当代诗人的创作研究。“自知天意高难问”,却以衰年之力,孜孜矻矻,立足赣鄱大地,为诗词辛劳,为词坛奔波,其深情大义令人敬重。

  (作者:王必胜,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

         我知道写下这个标题是要挨骂的。也有我亲生的朋友劝我说,你弄小杂文,人家玩旧体,同样酸文人,相煎何太急。不过我并不认同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今人旧体无论作为文学景观或社会现象,都有几分钱批评价值。还有一种在文青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批评旧体是很没格调的一件事。某种程度上,今人旧体和毛粉差不多,貌似声势浩大,实则一派垂暮之气,也一向不为道统所认可。这就像中国诗词学会,堂皇国家级群团组织,在旧体作者眼中俨然圣殿一般,可就连一个村级作协会员,都要对其撇嘴表示不屑。所以文学圈一般是这样的格局:写小说的看不起写诗歌的,写诗歌的看不起写散文的,写散文的看不起写评论的。写评论的实在找不到轻蔑的对象,就高呼“文学已死”。至于旧体,连被轻蔑的资格都没有,没人觉得那是“文学”。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诗,特别是中国的古诗。有些诗,只读过一两遍,从未蓄意记诵,但过目不忘,一直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居然还能够背诵若干首。这就是中国古诗的魅力所在吧!

在当下文学版图中,诗词似乎是个另类。改革开放四十年,风起云涌,文学跟进追踪,且硕果累累:小说风生水起,散文、纪实文学如山花烂漫,而诗歌与诗词,特别是旧体诗词的创作,略显冷清和静寂。因此,对于那些致力于诗歌,尤其更为冷寂的词赋作家应该多加关注。

        我不会写旧体。这也导致每次我说旧体坏话时,总有人搬出那个中国式神逻辑,逼我写两首来一较高下。年轻时误入百无一用的中文专业,为完成作业还真硬着头皮填过几阙词,凑过几首五言七言。有天我翻出上学时的笔记,赫然见到一阙《念奴娇》,扫一眼只觉阴毛倒竖,胃液逆流,不敢想象当初我们的诗词老师所受的折磨,或者他老人家也是混事的吧。二十年前野大中文系的选修课老师,估计我们楼下烤串的大爷都能胜任。

不过,那时候,虽然喜欢旧诗,但自己动笔时,还是写新诗,即所谓白话诗。记得一九五二年考高中,无锡市统考,我居然利用语文卷的试题,写了首长诗,还得了高分。入学后,语文老师出题“我们要和平”,我仍然写诗。老师批道:“想象丰富,诗做得还好。但是否是自作,似乎可疑。”一九五三年,上高中二年级,我开始读外国诗,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其中有一首《致察尔达耶夫》,是诗人十九岁时为反对沙皇专制暴政而作:

中华文学悠悠长河,诗的灿烂和荣光影响深远。诗是文学的最早样式,也多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由诗及词,自唐以后,蔚为阵势。诗词歌赋,其传统深厚,简洁、精练、雅致、隽永,是其他文学品种不能代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的成就主要是诗词。仅唐诗一例,李杜光芒,郊寒岛瘦,或田园边塞,或律体绝句,留下众多千古名篇,缔结了中华诗词文化的恢宏灿烂。千年以降,诗词之道,众说纷纭。尽管近人关于诗词创作有所谓格律束缚自由,青年不宜学之说,然而泱泱诗国,源远流长,经典传统,启示后人。郑伯权是热情的实践者,他以耄耋高龄,勤奋创作,除了散文、纪实作品外,近年创作的一大批诗词,以近体格律,尤以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为多。

        不懂旧体并不意味着我不懂文学审美,不懂文学审美也不意味着我不可以随口批判。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无论何种文体,好作品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个性化和创新性,比如对社会现实和人类灵魂的真诚关注。而这些在今人旧体里,统统付之阙如。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苦刑,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郑伯权早年从事文学编辑,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现代诗发表。几十年文学实践,他先后有现代长诗、旧体诗,以及赋体等作品问世。近年来热衷于旧体诗创作。诗词的托物比兴,抒胸中块垒,发人生感悟,描绘现实生活,是一种快捷精粹的文学品种。郑伯权的作品不拘题材,或游历访踏,节庆纪念,或应和唱酬,同道共勉,或读书记怀,抒写衷曲等等,他以真挚的情怀、激昂的诗心、整饬的格式,创作了一批旧体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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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候那确切的会期一样。

鲜明的现实内容,昂扬的生活情致,深挚的人文情怀是郑伯权词作的中心题旨。“中华正气重来续,八表同风天地宽。”“画册翻开新一页,江山好处任人描。”他的数篇游历诗词,捕捉生活奋进的主旋律,描绘社会多彩风景。他登临江山胜迹,感悟时代巨变,从岁月风云中开掘出深挚的人文精神和对当下的启迪。革命纪念地,诸如井冈山、庐山、南湖、台儿庄等,他以诗家情怀,先后造访,怀念祭典的神圣之思,明媚光华的现实之景,缠绕黏合,纸短情深,思绪绵长。在《重访南湖》中,他写道:“楼头风雨消磨尽,洗却尘埃是此湖。”历史风云已成过往,而精神洗礼与心灵膜拜是不变的情怀,这也是他书写红色文化纪念地的“诗眼”。“燎原星火旧山庄,暮色荒茫看井冈。回首来时天外路,一钩新月挂斜阳。”回望中体味与展望,新月如钩,景象与境界共生。新世纪来临,与友人登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北京世纪坛,不忘赋诗述怀:“永忆江湖休落泪,长怀黎庶共襟抱。”过往已矣,来者可追。无论是江湖沉浮,还是底层的劳作,豪迈地奋进,宽大为怀,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旧体绝境是个概率学问题

我觉得原诗是上品,翻译也是上品,很喜欢,六七十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继而读《莱蒙托夫诗选》,其中的一首《帆》:

郑伯权的诗题,多有古迹史实,或在青史中寻绎诗情,以豪气与正气见长。长城八达岭、白鹿书院、滕王阁、古运河,乌江渡口、曲阜孔庙,以及历史人物,如庄子、李后主、史可法、王阳明等,一一进入诗题。述说史实,钩沉故事,采撷诗意,冶炼情志。史上兴亡事,人世沉浮间,最能生发诗人感怀。“风波亭壁留题处,写到无言始是诗。”幽幽心怀,为岳飞精神气节击节。“一冢衣冠英气在,梅花岁岁奠江流。”为史可法豪气而赞。千年名楼滕王阁的长天秋水,在诗人的笔下:“高阁重枕东流水,春花秋月总相宜。”当然,感事抒怀,唱和题赠,有自省自勉:“宠辱不惊聊自慰,俯仰无愧对亲朋。”岁月无情,友情可追,“旧雨风流云散尽”,然而,他自许“负轭盐车知时晚”“老圃深秋一叶情”。

         我做文学青年时,经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写作的必要性。前人已经创作了无数我们无法超越的伟大作品,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卑微的写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每一个真正的文学创作者都有这样一种虚妄的心理,即“我不一样”。我无力创造“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经典,但我会写出“不一样”的作品。这就是审美创造的个性化要素,它是通向“新意”和“风格”必由之路。天可怜见,这也是我放弃纯文学写作的原因。我认为我写不出“不一样”的东西了。今人旧体的创作则早已陷入同样的绝境。

它,不安静的帆,追求着暴雨狂风。

诗词创作于今被认为是文人间的雅好,是文学的高难动作,其法度严谨,平仄之外,用典也考验作者功力。郑诗中用典也多,增加感染力也增大文本的内涵。他用典力求活化轻盈,朗朗上口,情致飘逸。有些句子的意蕴可找出典籍所本,但又在似与不似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之妙。比如,写京城“香山双清别墅”的句子:“政息楼空人去后,满山松子落秋声。”写南昌新貌:“吴头楚尾今胜昔,尧日舜天总不如。”读来意蕴不俗。郑伯权的诗风因题旨所致,多为沉雄厚实,“书生意气未能忘,感事伤时觉夜长”。但不乏清新机趣,沉郁峻切中见轻松。如写长城的句子,沉雄之中不乏生动:“塞草似应怜白骨,牧童拾得断头枪。”

            一百年前,胡适先生就说过旧体创作已是穷途末路。此言绝非夸张。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一百年来旧体创作从未停止,新时期以来还有复兴的迹象。可这一百年中,除却伟大领袖的那几句不拘泥于格律的诗词,你还能记住谁的句子?“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句子均出自现代诗,即便像我这种曾经的文青,这百年来的旧体诗句,也只能勉强记得鲁迅、郁达夫、苏曼殊、聂绀弩的几句。而如今的旧体诗人对近百年旧体创作基本无视,他们只膜拜古人。

它的安静,好像就在暴雨狂风当中。

郑伯权诸多与诗友唱和之作,最感动人的是对素昧平生的蔡起兴的和诗、悼亡诗,并八方奔走,自费为故人出版诗集。蔡起兴早慧,十一岁就能诗,早年参加抗日战争,后投笔从戎,一生坎坷遭逢不公,仍坚持写作,晚年致力于新江西诗派研究。他有着坚定的理想和诗人情怀,传承自陶渊明以来江西诗派的文化精神。郑伯权从这个异乡人的身上受到鼓舞,自蔡起兴诗作出版始,致力于江西当代诗人的创作研究。“自知天意高难问”,却以衰年之力,孜孜矻矻,立足赣鄱大地,为诗词辛劳,为词坛奔波,其深情大义令人敬重。

            膜拜古人是对的。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永远无法超越的巅峰。最牛逼哄哄的现代诗人也乐于承认这一点,并丝毫不觉得羞惭。因为现代诗和旧体根本是两码事,就像你无法比较北岛的《回答》和杜甫的《登高》的高下一样。

这首诗,符合我当时的思想和性格,因此也很喜欢,六七十年来也一直牢记在心。

(作者:王必胜,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

           汉语现代诗出现之前,有近千年的诗词创作,可为什么我们提到诗就说唐朝,提到词就说宋代呢?盖因唐宋的古人已经把这两种文体写尽了,以至于完全覆盖了后人的诗词创作。宋人作律诗已是写无可写,才玩起了长短句,元曲又进一步解放了诗词的形式束缚才得以繁荣。及至明清,诗词创作面临着思想、意境,甚至用词上的全面枯竭,只好复古写小品。这种文体的流变若搁在文学史里,能讲出一万个道理来。究其实质,不过反映了一个概率学原理。

诗读多了,文学作品读多了,我便和几位同学一起组织鲁迅文学小组。此后,我便逐渐放弃了想当工程师、当数学家的理想,决定学文,当文学家,当诗人。那时候,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幻想自己在未来诗坛上将如何如何。不仅自己写,还喜欢上了朗诵新诗。不仅在学校里,还居然有勇气在无锡市的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九五五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入校,学生社团北大诗社正在发展新会员。我寄去两首诗,一首题名“我走了,故乡”,一首题名“让我再看看你露水般的眼睛”。诗社的社长来找我,夸奖诗写得好,接受我入社,并称,诗将在新一期的《北大诗刊》上发表。我当然很高兴。然而,刊物出来了,我的诗作并未发表——社长告诉我,诗经过校团委审查,认为感情不健康。我反复自思,觉得没有什么不健康,曾将诗拿到诗社的一次分组会上讨论,大家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健康。不过,从此我就失去了将诗作送出去发表的勇气。

            一种文体用字越少,规矩越多,它所能呈现的文字的排列组合就越少。全天下的文人都玩这种“字列”游戏,几百年肯定会玩尽一切可能。以五言绝句为例,20个字分成5字4行的排列组合,束以严格的格律要求。且不必讲求诗意,单从数学角度去考察,这种文体到底能包含多少符合格律要求的语义通顺的“字列”。举天下诗情,来玩这种填字游戏,能玩多久呢?这也是五言绝句公认最难写的原因,只要你写,从概率学上讲,几乎一定会与古人雷同。写出新意?想都别想!

诗,虽然还在写着,有时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记得写过一首长诗《关于黄河》,还曾根据宜兴的民间传说,写过叙事长诗《鸭妹花》。还曾自己编过一两本集子,题名“也吟集”。在北大五年,读中外文学史,自然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到汉代乐府,都是认真读过的。明人张溥的《汉魏百三名家集》等也是一函一函、一卷一卷读过的。

             用数学方法来考察文学,当然只能推算出一般规律,并不能网尽所有可能。故而唐宋之后的千八百年中,也出过若干诗词天才,例如为广大人民群众熟知的纳兰容若之流。然此类文体的式微是不言而喻的。况且纳兰容若同学更擅长写词,词比律诗在创作上自由度要大一些。

不过,我当时的兴趣已经从当作家、当诗人转为研究唐诗,想找寻唐诗发展、繁荣,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原因,于是大量收罗唐人的诗集,例如,初唐四杰,陈子昂,盛唐时期的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中唐时期的白居易、李贺,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以至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集,我几乎都从旧书摊上买到了,而且也几乎都读过。有一年,王力教授为我们讲授《汉语诗律学》,不过,那时已经进入“教育革命”年代,教授们,特别是有成就的名教授们都被视为白旗,他们的课,我们只是听听,不用考试,因此并不重视,也就没有好好学。一九五八年以后,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编注 《近代诗选》,选录从龚自珍、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到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南社诗人的诗作并注解。诗是读了不少,不过目的在于选诗、注释,并不研究如何作诗。诗早就不写了。“大跃进”年代,号召人人写诗,我却一首诗也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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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我之所以不写诗,原因很多,其一在于我对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反思。

            “用典”和“化用”导致陈词滥调

“五四”以后,新诗流行,这类诗,打破中国古典诗词的严格格律束缚,加强了自由度,同时,以白话、口语写作,使诗歌语言和生活语言相接近,从而形成了诗歌这种特殊文学形式的大解放。这样,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表达新思想、新感情方面就有其巨大的优越性,也产生了不少好诗。以个人所见,郭沫若、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闻捷、公刘等人,都有一些诗写得不错,我个人很喜欢。因此,不应该否定或低估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应该承认,像中国古典诗歌一样具有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便于记忆,便于吟诵,已经进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艺术珍品,确实不多。我至今一首白话新诗都背不出来,为何?

            对旧体创作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即“戴着镣铐跳舞”,旧体诗人居然还为这种SM趣味自鸣得意。马未都先生说过中国传统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变态,例如玩赏女人的小脚。胡适先生也将旧体格律比做女人的裹脚布。旧体无疑在制造一种变态美。纵然比喻代替不了逻辑,但置于镣铐下的舞蹈,足以形象说明了旧体创作所受的束缚。恶趣味地脑补一下这副镣铐之舞的画面吧,我们的旧体诗人能找到进入美的体位可谓寥寥无几。

诗歌语言发展中有一组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这就是自由化和格律化。一方面,诗要自由,自由地抒发感情,反映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的格律和节奏,富于音乐性,便于吟诵和歌唱。因此,我学诗初期的作品,一般用白话,双句押韵,四行一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新诗发展的一些毛病,这就是口语化、散文化、欧化、怪诞化。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新诗发展的忧思》,指出新诗发展中几个“脱离”现象:一是脱离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二是脱离诗歌语言的特殊发展规律。在我看来,诗词创作,要有诗歌语言的自身特点,高度精练、浓缩,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要诗中有画,创造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共同特征,也是其艺术魅力奥秘所在。“五四”以后的有些新诗恰恰丢掉了这两个特征,其结果是使诗的语言和一般的文学语言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结果也就使诗不成为诗,其艺术魅力也就大为减色了。

            旧体由于形式所迫,必须言简意赅,用典是必然选择。用典是一个常见于各类文体的写作手法,能够精练语义,丰富意蕴。唯有旧体的用典已经上升为一种必需的写作要素,极端到“无一字无出处”的地步。屡见有人批判旧体用典过多过滥,似乎这是一个稍加注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实则没那么简单。用典会凝练文气,在旧体循回往复的封闭结构中形成典雅蕴藉的语境,这时加进一个没来历的“素词”,会有明显的违和感,仿若在仪容整齐的队伍里塞进一个穿老头衫的家伙。因此旧体用典是不用则已,用了就只能用到底。上句说庄生梦蝶,下句就得说望帝化鹃,或者换一个典故,什么梁祝化蝶啦,刘海戏蟾啊,王二小放牛啦,总之你得来一个对应的典故。用典对于古代文人来说,也许有掉书袋的瘾头,但对于缺乏经史子集训练的现代人来说,只剩邯郸学步的余地。

我恢复写诗是在一九九八年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之后。这里的馆员许多人都能写旧体诗。我有了几位诗友,而且有一个发表旧体诗的园地《诗与画》,我忝列编委。于是,我在全力治史之余,偶尔也写点旧体诗。

            最关键一点,可用的典故实在不多,稍微冷僻一点的典故就会造成阅读障碍,要在诗歌后面注明:“王动并非富贵山庄的第七代庄主,而是指那个骂旧体的胖子。”旧体用典的最高境界是旧典出新,细究起来不过是牵强附会。举个例子来说,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源自李白的诗句“东风已绿瀛洲草”。这两个“绿”字的运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无非前人“绿”草后人“绿”岸,也完全谈不上高明,然而王安石的“绿”字广为世人所称道,这就算旧典出新,哪怕有毫厘之差,都算写出新意了。可知所谓旧体中的新意有多么无聊,全是古人玩烂的东西。好比我们小时春游玩过的寻宝游戏,指定一个山头去寻宝。唐宋的寻宝高手早把宝贝挖光了。后来上山的人只能挖野菜采野果了。现在这山已是不毛之地,大家却一哄而上去捡土坷垃,还洋洋得意。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写旧体诗。首先碰到一个格律问题。诗缘于情,情动于中,发之于声,于是便有了诗和歌。最初的时候,诗可能并没有格律,特别是固定的格律。格律是在诗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使诗的语言更富于音乐美,节奏铿锵,音调和谐;但是,他又是可变的、发展的,中国的诗歌,由古体而近体,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而长短句,由诗而词、而散曲,都是格律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因此,作旧体诗,格律不可不讲。但是,诗首先必须是诗,有无诗情、诗意,能否以精练的语言创造出鲜明、隽永的意境,即所谓诗情画意来,这是第一位的;是否符合格律,这是第二位的。鉴于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思想,影响表现力量,因此,我赞成写旧体诗词时,对旧格律可以适当突破。在受命参加编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诗词集《缀英集》时,我就提出,入选作品必须大体符合格律,但不以精严为准,这就是说,只要是诗,偶有破律、违律,在所不究。有些作者,要求用韵必须严格以“平水韵”为准,我一向不赞成。我们生活在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语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谁能说出一“东”和二“冬”之间的实际语音差别?当时属于同一韵部的字,今天读起来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出了韵了。写诗是为了给今人阅读或吟诵,不是在铸造古色古香的假古董。何必以宋元之际的语音写作?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规则,但都不反对创新的尝试,唯独旧体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怪只怪古人将旧体写作推到了变态美学的极致,使得后人对当初那一套规则敬若神明。

有一次,中央文史馆召开诗词创作座谈会,涉及诗情、诗意、诗境、诗语、诗韵等各方面的问题。我在会上作了个发言,主张百花齐放,实行古人所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喜欢格律诗的人,自可继续写格律诗;不喜欢旧格律,可以创造新格律,我在北大时的老师林庚教授就提倡过“九言体”;当然也可以继续写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自由诗,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必强求定于一种形式。但是,我更提倡打破“五四”以来“新诗”与“旧诗”互相隔绝、分道扬镳的壁垒,主张新旧交融,互相吸收,取优避短,别创新声。因此,我特别提倡写作“半新半旧”的“解放”诗词。我当时说:

             既然是个套子中的文字游戏,旧体渐渐变成了唯一认可抄袭的文体,好听的说法叫“化用”。即套用前人的句子,加个“化”字,俨然有出新的意味。问题是旧体往往就几十个字,“化用”在其中所占比例严重涉嫌抄袭。比如某伟大领袖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都是前人之句。写个千字文引用几句名人名言不算什么,统共四句诗就有一句是别人的,还腆着脸说“化用”?

此类作品,从古典诗词脱化而来,讲求意境,语言凝练,按照现代的北京话押韵,句子长长短短,三、四、五、六、七言夹杂,甚至句子更长一点也可以,但是,必须有节奏,有音乐性。它可以讲平仄,也可以不讲;可以有对仗,也可以没有。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古典诗歌中的 “杂言体”,更类似于宋明时代的词和散曲,但是,却不必受词牌和曲牌的严格约束。这样的 “长短句” ,伸缩自如,变化而又整齐,自由而又有格律。朗诵可,吟咏可,入乐歌唱亦可。它既便于表现新时代、新事物、新思想,又保留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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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举例说,清末的黄遵宪、民国初年的吴芳吉等人,都曾做过这一方面的试验,可惜,继起者不多,后续无人。我在这一方面,想继续做点试验,收在这本诗选中的部分作品就是这种试验的成品。有些诗,将它归入新体可,归入旧体亦可。有些归入新体的诗,可能具有旧体的部分特点,有些归入旧体的诗,则可能与格律完全不合。我希望能不新不旧,半新半旧,新旧融合,亦新亦旧。

            时过境迁之下的虚情假意

很多诗人都“悔其少作”。本书选录多年来所写诗篇,约二百余首。年轻时代的白话诗,比较幼稚,因此去取从严,刊落较多,只保留少数,目的在于从中窥见那个时期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也可以窥见自己走过来的脚迹。所选旧体则较多。这些旧体,一般也用白话,或浅近文言不用典,大半循规蹈矩,努力符合平仄和声韵,并且力求凝练、隽永,创造意境。当然,也选录了部分我自己提倡的“半新半旧”的“解放”作品,藉以展示我在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方面所做的尝试。多年来,我发表了大量史学作品,但在写诗方面,却特别缺少自信,眼高手低,得失成败,一任读者评论、指教。

             有趣的是,旧体诗人都十分憎恶“老干体”,倒是不写旧体诗词的人对“老干体”比较宽容,至少那种鸡血沸腾的状态看着挺喜感的。大约旧体诗人认为“老干体”拉低了今人旧体的格调。“老干体”除了在外观上比较像旧体之外,格律、思想、意境、用韵、措辞等等都和旧体不是一回事。话说回来,“老干体”虽然算不上一种自觉的创新,也欠奉应有的诗意,但对当下的关注,比今人旧体还要更近一些。

篇末,收录我为中华诗词研究院所编多卷本《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书系》所写序言,该文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诗歌改革、发展的历程。二〇一四年,拙书《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当年鲁迅文学小组成员周思源君热情撰文,对拙诗所收旧体诗做了评论。

             今人旧体无法直面的尴尬是,他们的写作困在前朝旧梦式的幻想之中,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与当下的真实格格不入。狄德罗在批判洛可可画风时曾说过,艺术的全部力量都在于真实。而今人旧体营造的诗情画意都源于虚伪。

编辑本书,使我对多年所作有了检阅、反思的机会,回想年轻时学诗、写诗的情景,特别是当年的那些“宏愿”,不觉耳根发热,愧恧良多。

              今人旧体是对古人诗词的全面模仿,不仅模仿格律字词,还生搬硬套古诗词的意境。意境这个词虽然强调“意”,但终究离不开“境”,没有境,意就会散失。古诗词的意境是农业社会士大夫阶层的意境,时过境迁,物异人非,现代人若仍旧闭着眼睛照搬照抄,就难逃闭门造车的误区。

所收各诗,分旧体、新体两大类,大部分注明写作时间。组诗注于题下,零散各诗,注于诗后。书首之文,原为《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序言,现作部分改动,移作本书开篇,故称代序。该文所言,仍是一家之言,倘或赞成,我自然高兴;倘遭反对,我也高兴,争鸣就是了。

               比如古诗词经常出现的羌笛、芭蕉、杜宇、鸿雁等等意象,在现代话语中已经失去意象的内涵,或者说“意”与“象”已被分割。意象不仅仅是一个词,更不是一个物件,它是一个有时间性的审美概念。古人写“雨打芭蕉”,大家都能自然感受到那种凄凉和寂寞,你写“雨打芭蕉”,哪怕你家窗外是芭蕉园,大家也会认为你附庸风雅。这就是语境的变迁。

本文为岳麓书社《半新半旧斋诗选》代序

              有一次我在一个诗词群里看到一旧体诗人的作品中用上了“纶巾”一词,我就说你戴“纶巾”了吗?现在还有戴“纶巾”的吗?旧体创作难以避免这种矫情,哪怕你是个正在吹风扇的秃子,写诗也得说“羽扇纶巾”,你总不能把“前进帽”写诗里吧。当然后来他们把我踢出来了,大约要背着我团购“纶巾”。

             据我观察,写旧体的都有复古的倾向。穿布鞋,盘珠子,玩茶道,弹古琴,遍访古迹踏雪寻梅,书房养根竹子就叫潇湘馆,卫生间也贴三个大字曰听雨轩。我觉得他们倒不是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企图为自己的旧体创作找一点现实依据。但这点可怜的造作远远不足以唤醒真正的诗情。应该说现实中从不缺乏诗意,食古不化的旧体诗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原因在于所谓的心为形役,束缚于旧体形式之下,今人旧体的诗情都是仿古模式的。他们的诗情只会为古典意境触发,落叶悲秋,折柳伤别什么的,若把场景换到超市里,他们普遍会感到懵逼——这有什么可写的?哎,这时“老干体”的威力就出现了:琳琅满目商品多,百姓齐夸今胜昨!

             作为一个前文青,这些年我有幸在网上接触到了一些今人旧体创作,有的好一点,有的糟一点,但总体印象是千文一面,面目模糊,仿佛走进了一个山寨工厂的大车间,四下望去都是假冒伪劣产品。由此我觉得今人旧体的创作,根本缺乏那种对文学的热爱,他们也不奢望超越古人,也不在意个性化表达,更不关心人类,他们只是觉得填词作诗是个风雅的文字游戏而已。

              游戏无可指摘,但旧体亦是思想的八股,在对古旧文字和意象的把玩中,性灵会渐渐萎缩,思想会自带枷锁。海子说“以梦为马”,高晓松说“诗和远方”,而今人旧体,却在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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